在跌宕起伏的時間洪流下,在作家對故鄉命運的憂愁與悲喜中,時代的列車已拉響鳴笛,勢不可擋。
出生在哈爾濱,一直在這里生活了40年才離開的賈行家,十分不“東北”。如果說,身材魁梧,肢體動作豐富,張口閉口“哎呀老妹兒”式抵擋不住的熱情,是人們心目中典型的東北男人形象的話,那么上述所有狀態的反面,便是賈行家。
賈行家
因此,當“反面”東北人賈行家拿起筆,他筆下的東北注定不是“有山有水有樹林,老少爺們很合群”式的輕松幽默,也不是叱咤春晚“鑼鼓喧天,鞭炮齊鳴”的東北小品的歡聲笑語,而是完全顛覆著人們對東北的最初印象。雖然形象不“東北”,但他卻一直跟東北“同呼吸,共命運”。享受過“共和國長子”的榮光,失落過東北的“輝煌不再”。但當所有的失意在筆尖流淌時,恰好匯入了“東北文藝復興”的洪流。當痛苦被書寫、被看見,開始引人反思,東北也在注視中療傷、復原、崛起。在跌宕起伏的時間洪流下,在作家對故鄉命運的憂愁與悲喜中,時代的列車已拉響鳴笛,勢不可擋。
哈城人的驕傲
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時候,如果出門去北京、大連或是其他一線城市,哈爾濱人并沒有那種到了大城市的感覺。那時候一線城市有的,哈爾濱也都有。反而可能在一線城市的人眼中,這些穿著貂皮大衣、舉止闊氣的東北人,更像是“大城市人”。
這看似優渥的生活并不是裝出來的。20世紀80年代的東北,多家國有企業集聚,在中國的經濟版圖上占據重要地位。單是在哈爾濱,就擁有名揚全國的“八大軍工、三大動力”,五千名職工以上的企業最少也有二三十家。大型國企承擔著職工們的一切生活資源和發展機會,在“包辦”體制下提供全方面的社會服務:廠幼兒園、廠醫院、廠公安局,甚至是廠電視臺,一切都要打上廠的烙印,職工們的一切都圍繞著廠區展開,生活的半徑就是廠區的大小。
2005年12月4日,黑龍江佳木斯市居民走過冰凍的松花江,背后是正排放廢氣的煙囪。
賈行家的父親是原哈爾濱飛機制造廠的工程師,母親是小學老師。父親所在的“哈飛”,工廠面積大,“號稱有八千工程師”。當時還是孩子的賈行家依稀記得一個場景,如果一大家人全都在廠里上班,早上出工必定穿戴齊整,一家人高高興興的,走到他面前會很平易近人地打招呼,那種臉上“亮亮”的表情,直到成年后的賈行家才明白,那或許是國企賦予他們體面的社會地位和收入水平之下的優越感。之所以難忘,是因為從賈行家慢慢開始記事之后,這樣的表情在很長時間就沒有再見過了。
到了星期天,大家還會拿著吉他,拎著用塑料袋裝的散裝啤酒去太陽島享受周末的陽光。在那個年代,塑料袋還是很高級很罕見的,因為它是石油工業的副產品,一般人是沒有的。“就像今天背了一個名牌包一樣。”賈行家的腦海中有些畫面記憶深刻。去往太陽島的車上總是特別擠,家家大人都背著大書包,斜插著兩柄雨傘,抻著脖子向車窗外的北面看,嘴里“嗯啊”地答應著孩子的吵鬧。防洪紀念塔一帶,有放風箏的,滑旱冰的,舉著貼滿黑白照片的牌子來攬生意的,釣魚的,河漂子一樣游水的,洗衣服的,真的是游人如織。
冬天,孩子們除了在冰上玩,還會舔鐵,“一舔上去舌頭就一粒一粒地粘上面了,能清楚地感知到舌苔是顆粒狀的。然后再一粒一粒往下揭,揭的時候就覺得嘴里有血腥味了,不知道那是冰鐵的味道,還是血液的味道。”
賈行家的姥爺是一個普通的鐵路工人,也擁有極致的浪漫。周六晚上帶著一把兩側鑲著白銅雕花,槍托用油亮的棗紅木制成的雙筒獵槍,隨意跳上一列北去或西去的慢車,去深山里打獵。周一一早背著大興安嶺的野兔、狍子,三江平原的野鴨子,有時還有長著獠牙的豬回來。要么就周六坐著火車去釣魚,回來之后咕嘟一大鍋魚,上頓下頓,連左鄰右舍,一起吃到禮拜三,很是愜意。
失去光鮮亮麗
這種愜意是何時消失的呢?每個人的記憶都不盡相同。在一位村書記的印象中,他有天突然發現,好多綏化的城里人突然跑到集上來買苞米面了。“這是出啥事了嗎?”他心里嘀咕。大人世界里的事,大人從不主動跟小孩子說,可賈行家還是察覺出了異樣:過年的時候,精氣神變了。“哪怕他們穿著貂皮大衣來拜年,你也知道那是借的,但我也不會揭穿,因為心里還是很難過的。過年大家裝也要裝得很體面,可那時候他們連裝的力氣都沒有了。”
“我到世上來,仿佛就帶了雙眼睛似的,只管東張西望,沒有承受和創造過什么。看人總是偷偷摸摸的,找個角落,躲開對方的目光,常不慎窺到別人不愿被見到的。”賈行家回憶,就像他小時候,常常是趴在屋外的窗沿上,看屋里發生的一切。如果是冬天,窗戶上凝結了一層霧氣,賈行家總是用手擦干凈一小塊,看向屋里熱氣騰騰,臉上卻掛著霜的大人們。
小孩子突然撞破了大人世界里的秘密,童年的明亮多了一抹暗色,從玻璃窗外看進去,像是屋外的寒氣進去了,往年熱氣騰騰的氛圍冷了下來,屋里和屋外似乎不再是兩個世界。
“非得給人制造一個情境,才能看到人是什么樣的。”在賈行家看來,這個情境就是工作沒了,機會在消失,遇到了不公正的事情卻無處伸張。那些原本被東北一代們用來鑄就體面自我的東西:鐵飯碗、高收入、大集體的優越感……正一步步瓦解,堆砌成的“自我”自然也就成了一地雞毛,就像契訶夫在《裝在套子里的人》里塑造的別里科夫一樣。裝在套子里的人,肉體與殼子已經長在一起,當有一天,殼子碎掉了,只剩下柔軟的軀體面對冰冷堅硬的世界。這時已經談不上低落了,在考慮生存問題之前,他們需要邁過的第一道坎是接受失去那個光鮮亮麗“自我”的尷尬。
火車駛過玉米地。電視劇《漫長的季節》劇照。資料圖
見多了這樣的尷尬,賈行家慢慢地給自己戴上了一副具有悲劇底色的眼鏡,小時候偷窺到的秘密埋進心里,慢慢地又在充滿“悲劇”的處境中發了芽,等到成年后,才有機會講給世界聽。賈行家能夠理解這些“東北一代”們的痛苦,“根源在于擁有后突然失去,并且決定權從不曾在他們手上”,在他看來,這些人具備早期典型悲劇人物的特性——強力抗爭,卻不得而終。而對于他自己,他覺得自己還不如這些人,“遇到一個事情,我會習慣性地從來不會看到好的一面,時間長了,已經沒有像樣的愿景。”
選擇向下看
賈行家的父親高考時考上哈工大,畢業后進入“哈飛”,成為一名工程師,這個群體,是“最有希望、最讓人羨慕的一群人”。“哈飛”在哈爾濱的命運也是幸運的,雖然所謂的“八大軍工,三大動力”的結構在20世紀90年代解散,但“哈飛”在改制中被保留了下來,所以賈行家的家庭并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
他或許還能按照父親的路徑走下去,但他終究還是漸漸長成了不同的樣子。“從小就自卑,學習不好,什么都不行,中學里用五六年的時間都在看雜書。”那時家里的舊書極多,倒不是“家學淵源”,“一塊錢一本在攤兒上淘的,還蓋著某個工廠圖書館的印章。”
叛逆的少年在屬于他的時代又碰上了時代的熱潮——搖滾樂——它擊中了一個孤僻少年的心臟。他花幾千塊錢買了吉他,日夜癡迷于最終半途而廢的搖滾樂。“那時候雖然表面上看起來我還是很膽怯,但內心的桀驁不馴已經生長起來了,處處看著都不滿意,處處都憤怒。”這種桀驁不馴并沒有讓賈行家的自我變得膨脹,還是能夠放下自我去觀察,“我想搞到一個說出來很好玩,但其實全無實際用處的故事。”
賈行家作品封面。
長了一雙可以向上看或者向周圍看的眼睛,但賈行家卻選擇向下看。可能是因為看向周圍的時候,賈行家總覺得這些人的行為都是社會規定好的,“但我又不擅長去實現那些社會規定的目標,比如好好學習之類的。所以更愿意跟更自然、更誠實、更熱情的人交往。”再加上賈行家從小就喜歡寫東西,“就天然地覺得他們身上有故事,即使我只是一個旁觀者,但也覺得他們的經歷,是真實的人的經歷,他們的世界,是真實的世界。”
因此,或是自覺地,他把目光從附近轉向了更廣闊的小人物的世界。“只是眼見他們各自背負命運,小心翼翼地活成生活,有的最終交付了出去,有的仍然打碎了,使我不得不莊嚴。”
在賈行家的記憶中,老城里的一些聚處,是塵世氣息最熾烈頑強的地方。北三菜市場幾百步,每個攤子都有點來頭,從南頭進來,左面賣瓜子干果,右面賣煎餅,向前是幾輛塑鋼窗圍成的流動車,賣海產和蠶蛹。有家溫州人開的菜店,葉菜都叫不出名字,也不懂得吃法。還有專做天津果仁的,現殺活雞鴨的,做槽子糕的,賣牛羊肉下水的,炸魚烀狗的,切面鋪,熏醬點,澡堂子……擠得中間只容兩三人并排,冬季下水井口結了很高的冰,走起來更慢。
小時候的賈行家老愛去這里玩,不僅是因為這里熱鬧,歷史悠久,還因為市場盡頭的一戶人家里,住著他的好朋友李晚黎。而愛去他家的原因是:他永遠在家。李晚黎兩歲時被一口熱湯毀掉了整個呼吸道,挺過來后,肺只有五分之一還活著。他的胸前有個不愈合的創口,到了秋天,要插一根管子進去,他終生只能朝一個方向側著身子睡覺。
一個健康人和一個不太健康的人能成為朋友,是因為“我對他從來沒有同情之類的情緒,也并沒有珍惜過自己的健全。”長大后的賈行家再去回想這段友情時,覺得它滿足了自己對不同人群天然的好奇。“就覺得他身上、他所居住的老街區聚集了我們時代的底部。”在賈行家看來,時代是沉積式發展的,越往底部沉積越多。那些野生的,具體的,豐富的,或者說雜亂無章的,都匯集到了底部。而底部獨有的市井的、溫柔的記憶,他覺得最寶貴。
但隨著朋友的去世,市場的拆除,興趣也隨之失去了容器。以前的北三市場,很多兩代人守著一個攤位,什么東西都買得到。可如今,“已經很難找到老字號了,包括早餐店。”
賈行家常常回憶,昔年街巷里居住著的人家,會在不大的小院里種開花的樹,窗臺再養上幾盆山茶和吊蘭,“老兩口互相比著,誰的花開得早、開得久。”
鄉村印象
2017-2018年間,來北京之前的那個冬天,賈行家在黑龍江找了個村子住了一段時間,“白雪覆蓋之下的廣袤土地,那時是最好看的。”他吃驚于為什么房前的小院里只種菜,沒有一個種花的。“其實旁邊廣闊的農田到處種的都是菜了,為什么不能種點花?”
在賈行家之前,在過去的二三十年,關于東北鄉村的印象更多是屬于二人轉和東北小品的,喧囂的熱鬧與開心,鉚足了勁要逗人樂。現在的年輕人似乎很難想象,當年東北地域文化的潮流席卷全國的程度。那時,《劉老根》《鄉村愛情》等影視作品代表著東北農村的表達。
賈行家自認為對鄉村甚是無知,用的也是最淺薄的旁觀。在村子待著的這段時間,賈行家記錄了很多村里人的故事,說是記錄,賈行家認為也可以看成是他的虛構與想象。在自言自語中潦草地記下了一些片段,這些只言片語,看不出一絲一毫外地人眼中曾經熟悉的、幽默的、俏皮的東北鄉村。
賈行家作品封面。
來村子之前,他聽說,在村里,除非殘疾或者孤寡無勞力,吃飯穿衣總不成問題的,然而等一段鄉里時間過完,他的旁觀多了一點深刻。他觀察到,一些村民好像處在一種“只在這兒住一陣兒就走的狀態”,房子只要勉強能住就行。賈行家能夠理解,那可能就是他們過日子的方式。“畢竟農民一年到頭手里現金有限,吃的是地里種的,取暖燒苞米稈子,能不多花錢就是最好的。這大概就是為什么沒有人種花的原因吧。”
他也總是會注意到村里的邊緣人,“有一個人,每天放兩頭牛進山,剩下的時間就坐在屋里看房后的幾個大風車,那些風車都是他自己安的,有三米多高。”賈行家不覺得這些無意義,反而覺得這是有趣的事情。而之所以能“看見”他們,是因為“他們是少數對我有興趣的人”。
“很多人把鄉村烏托邦化,只是把自己對‘生活在別處’的需求放在了一個想象的地域中了。”賈行家不知道,這算是明顯的廢話還是不該說的冒犯。
另一個東北
來到北京之前的賈行家,經歷了6年警察和11年行政單位工作的生活,“最有活力的小半輩子都在東北”,一直挺滿意,想一輩子做一個躲著“寫日記”的人。他以“阿萊夫”為筆名,在無邊無際的互聯網世界里興之所至地寫了十幾年,講述的主人公,大都是故鄉的人,“畢竟我一直身處其中,清清楚楚地知道發生的事情,所要表達的意思,無非是他們都活過。”
但挺突然,賈行家說辭職就辭職了,毫不珍惜現在年輕人擠破頭也想跨入的門檻。這并不是他第一次叛逆,他總是向著時代潮流逆行,他曾在一次演講中說,時代總是迎向新的賓客,發出新的頌揚,他卻偏要成為那個執拗的低音,向后看,向下看。
雖然他不肯承認自己在寫作上的天賦,但還是收獲了不少支持。劇作家李靜說他的文字“只讀第一個句子,就感到來者不善,單刀入陣,寸鐵殺人”。作家梁鴻說他“老辣而不世故”。媒體人東東槍則說:“他就像個值得千里迢迢去拜訪的賢人,你去的時候,他可能正在午睡或垂釣,也可能是個樵子漁夫,正忙著勞作,跟你聊會兒,還得登山涉水去。”
見證了父輩事業暗淡的賈行家,和包括班宇、雙雪濤、鄭執等作家在內的“新東北作家群”開始集體寫作,將20世紀90年代東北老工業基地在市場經濟轉型后所經歷的“陣痛”記了下來,在這些東北往事里,不吝筆墨地訴說著被時代、社會忘記的邊緣人物的故事,讓讀者看見了另一個東北。東北的文藝開始“復興”,“有山有水有樹林”換了種形式回來,變成了《鋼的琴》《漫長的季節》的火爆收視率,變成了《塵土》《平原上的摩西》等暢銷小說……
賈行家有一個感受,就是現在的很多“90后”甚至更年輕的一代,無論如何也不能理解,為何40來歲失去工作就能陷入那樣的境地。一個常見的問題是:“東北人身強體壯,為什么不往南走一走,去打工呢?東北人為什么就不能出來呢?”
在賈行家看來,那是因為父輩那一代已經被塑造好了,“他們不知道還有別的路可走,他們要的不是自由,要的是回到原來的軌道上去,所以陷入了一種停滯。”
賈行家作品封面。
但這反而給賈行家這一代的寫作者們提供了空間,他們有大量的時間,去回想,去思考。“畢竟,如果我在溫州的話,肯定早就繼承家族生意去了。”
最重要的是,親歷、目睹了這一切的東北二代們,身體、感受、記憶無法阻擋地在生長。當生長到再也無法壓抑,自然就會發出讓世界都聽到的聲音,這是賈行家的聲音,也是那個時代一群人的聲音。
作者:農民日報·中國農網記者 顏旭 祁倩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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