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敬之：為勞動人民放聲歌唱

2024年，賀敬之老人年滿百歲。在這100年間，我們的國家從神州陸沉、危亡災荒走向強大與繁榮，賀敬之也從嬰兒變成雖須眉皆白卻仍精神矍鑠的老人。他的人生歲月，始終與中華民族的興衰榮辱聯系在一起，與勞動人民的喜怒悲歡聯系在一起。從《白毛女》到《放聲歌唱》，從《南泥灣》到《回延安》，他始終為我們的時代、我們的人民放聲歌唱。他和他所歌唱的歷史、時代，必將被人民永遠銘記。

謹以此文，致敬賀敬之老人和他的一個世紀。

賀敬之。

1924年11月5日，賀敬之出生于山東嶧縣賀窯村一個貧苦農民的家里。積貧積弱的祖國、滿目瘡痍的家鄉、一貧如洗的小家，是賀敬之童年與少年的環境。13歲時，他因為日本侵華戰爭而離開家到后方求學。目睹國家社會的災難、心懷追尋真理的理想，賀敬之于1940年來到延安，成為當時知識青年奔赴延安潮流中的一員。

1942年，毛澤東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此時賀敬之是魯藝文學系第三期年齡最小的學員。在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上，《講話》改變了一代知識分子關于“文學”的根本觀念，創造出了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以勞動人民為主體的文學。在此之后的數十年間，為勞動人民寫作，寫勞動人民的生活和情感，以勞動人民的審美趣味、語言習慣為文學的審美標準、語言風格，成為數代作家堅持的文學觀念。此時剛剛18歲的賀敬之，也許僅僅基于自己作為貧苦農民兒子的樸素情感，去理解和接受“文藝要為工農兵服務”“勞動者是最干凈的”“要做群眾的先生，要先做群眾的學生”這樣一些對中國文學發生了深遠影響的論斷，在樸素的理解和接受中改變自己習慣的知識分子文藝腔，懷著少年人單純的熱情走到勞動者中間，去學習他們的生活、勞動和語言，用自己還稚嫩的筆，寫下自己最初的詩篇。

從這里開始，此后數十年的星移斗轉滄海桑田，賀敬之作為中共黨員、詩人、劇作家、新中國文化部門的高級領導，經歷了許多風雨沉浮、人世變遷。然而，從少年時代開始接受的文學理想，卻如他生命中的北斗星一樣始終高懸閃耀。為勞動人民放聲歌唱，是貫穿賀敬之數十年、始終不變的創作主題。

一曲《白毛女》，唱出新中國：

為勞動人民的解放而歌

1945年，民族歌劇《白毛女》上演。這是賀敬之與丁毅執筆，融合了上自中央領導、下至廣大農民群眾的心血和意見共同創作的。這部歌劇創造了“舊社會把人逼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的嶄新主題，書寫勞動者團結起來自己解放自己的嶄新故事，成為延安文藝的經典代表。

《白毛女》劇照

在此之前，古典文藝鮮以勞動人民為主要表現對象。勞動人民即使出現在舞臺上，也是陪襯帝王將相的千秋功業，或是裝點才子佳人的千古風流。延安文藝之前的啟蒙文藝，關注農民與小市民，但將他們作為啟蒙的對象，著力批判其民族劣根性，往往將其塑造為麻木愚昧的形象。“哀其不幸”的同時“怒其不爭”。《白毛女》卻把勞動人民放置在舞臺的中心，將他們塑造為美好、光明的形象。在年三十的風雪夜期盼父親歸家的喜兒、負債累累一貧如洗卻也要給女兒買一根紅頭繩的楊白勞、面對不公與凌虐不妥協的大春……這些鮮活的形象，絕非古典文學中面目模糊的邊緣人，亦非啟蒙文藝中麻木愚昧的愚弱國民。歌劇用他們辛勞一生卻一無所有、勤勞淳樸卻受盡欺凌的悲慘命運，改造了啟蒙敘事將底層勞動者的不幸歸因于其自身的精神缺陷的敘事模式，有力控訴了造成他們不幸的不合理的舊制度。由這一邏輯出發，推翻舊社會、建立沒有剝削壓迫的新社會，勞動人民就能獲得解放。“舊社會把人逼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這一新的時代主題，就在《白毛女》動人的旋律、鮮活的形象、飽滿的情感中獲得了成功的藝術表達。

更重要的是，《白毛女》還開創了勞動者自己團結起來解放自己的敘事。在此之前，古典文藝中的勞動者想要獲得有限的公道和正義，須等待圣君賢臣、清官俠客的恩澤；啟蒙文藝中的勞動者則需要完成自我否定和克服，將自己改造成啟蒙知識分子才有新生的希望。可是在《白毛女》中，喜兒面對橫加己身的凌虐，勇敢地唱出“恨是高山仇似海，路斷星滅我等待。冤魂不散我人不死，雷暴雨翻天我又來”這樣不屈不撓、堅決抗爭的歌詞。而最終將喜兒帶出深山重見光明的人，不是從天而降的救世主，是與喜兒同一出身、同一命運的大春，帶著窮人組成的隊伍來解救自己的姐妹。《白毛女》以感人至深的藝術形式，表現了勞動人民所具有的反抗精神與勇氣，展現了他們為了自己的解放團結起來英勇戰斗的決心與力量。這樣的藝術敘事，使勞動人民可以擺脫被動、無力的命運，不僅成為自己命運的主人，也能夠擔當起國家求獨立、民族求解放的歷史使命，從愚昧麻木的“大眾”成長為人民英雄紀念碑上的“人民”。

這就是何以賀敬之們創作的《白毛女》能激起如此強烈的時代共鳴的最深刻原因，也是《白毛女》對新中國的最重大意義。1945年4月間，《白毛女》在延安前后共演出三十多場，群眾對它連看數遍而不生厭，甚至遠遠從安塞、甘泉專程趕來看。而對人民群眾來說，這不再僅僅是看別人演的戲，而是看到了他們自己過去的經歷：“一滿是實情啊，咱們是從舊社會上經過來的。看了那女子的凄惶光景，誰不是眼淚珠子不拉拉價”；更是看到了他們未來的道路和命運，他們不僅在演出現場爆發出“打倒惡霸地主黃世仁”“給喜兒報仇”的呼聲，甚至有戰士拿起槍就要槍斃舞臺上的黃世仁，導致軍區首長不得不決定部隊觀看《白毛女》演出時子彈一律不得上膛，經過檢查才能入場。更有甚者，很多戰士把“為楊白勞報仇”“為喜兒報仇”的口號刻在自己的槍托上。正如將領楊成武給文工團寫信所說：“懷來戰役敵人兵力多于我軍數倍，但我們的戰士打得非常英勇頑強，因為他們刺刀尖上帶著文化——帶著《白毛女》所啟發起來的仇恨和力量。”

《白毛女》正是作為這種可以刻在戰士們刺刀尖上的文化，凝聚起了一個時代的信仰、追求，激蕩起一個時代最強烈的愛和最強烈的恨，也動員起一個時代最廣泛的力量，去打碎屬于黃世仁的舊世界，創造屬于喜兒和大春的新中國。在《白毛女》之后的數十年間，從延安直到新中國成立以后的文藝主流，都普遍關注勞動人民的命運與悲歡、再現他們的反抗與斗爭、歡呼他們的解放與勝利。

年輕的賀敬之身處這樣一場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要將被由武力強權和文化特權顛倒的世界再度顛倒過來的革命中，他才能夠創造出《白毛女》；而《白毛女》也是呼應著這個偉大的時代，創造了賀敬之以及賀敬之同時代的一大批為勞動人民的解放放聲歌唱的藝術家。

歌唱偉大的時代與英雄的人民：

為勞動人民的事業而歌

1949年新中國成立。這一時期，賀敬之創作了大量的氣勢豪邁、色彩明亮的政治抒情詩。詩人熱情歌頌從黑暗舊世界中孕育出的光明新中國：“我們祖國的/萬花盛開的/大地”；歌頌堅強的共產黨：“黨/帶領我們/這樣地/創造了奇跡”；歌頌在歷史和現實中煥發新生的人民：曾經被出賣的童養媳在新中國“神采飛揚地/駕駛著/她的拖拉機”。賀敬之用鮮花、美酒、舒展的云霞、飽滿的麥穗等一系列豐富、明亮的形象，用鏗鏘有力的節奏和充滿力量的樓梯體詩歌形式，刻畫著青春的共和國萬象更新、朝氣蓬勃的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英雄輩出的歷史畫卷。

在這一幅濃墨重彩的畫卷中，賀敬之刻畫了諸多平凡而偉大的建設者。他為那些家喻戶曉的英雄而歌：《雷鋒之歌》，刻畫了“一個平凡的，但卻偉大的，永不生銹的螺絲釘”雷鋒，再現“白天的每一個夢境，夜晚的每一個思念，都是人民……人民……人民……”的雷鋒；《回答今日的世界——讀王杰日記》，則將英雄的犧牲與新世界的開創緊密結合起來，使英雄的個體生命因為融入一個民族創造未來的事業中而超越生死：“用我們/整個的生命，/用我們/全部的熱血。/生——/這樣寫，/死——/這樣寫。”他也為無名的建設者所創造的改天換地的奇跡而歌：《三門峽歌》召喚神女和李白，卻讓這些古代巨人在當代無名而樸素的勞動者面前發出由衷的贊嘆。那些在歷史上面目模糊的“黃河兒女”，因為投身到改天換地的歷史創造中，和他們創造的三門峽大壩一起，成為不朽的奇跡。《西去列車的窗口》中白發老人和年輕建設者的年齡、代際差別泯滅在創造新世界的歷史中，他們因為共同置身于一段屬于希望、屬于未來的歷史中，和這段歷史一起擁有了永恒的青春。

賀敬之為社會主義的勞動者高唱頌歌，更把自己融入勞動者中，在共同的事業中同呼吸共命運。在賀敬之這里，藝術早已不是表達一己情感、流連個人心靈之物，其藝術創作目的也不是為了愉悅自己或在同道案頭流轉鑒賞。詩人自覺地將詩歌當作他所投身的事業的一部分，用自己的歌唱影響和鼓勵人民去戰勝困難，用詩歌思考歷史道路和前進方向，這既是他的藝術使命感，也是他的政治責任感。

1959到1961年，中國經歷三年困難。在這一時期，賀敬之寫下《桂林山水歌》，歌頌“桂林的山來漓江的水/祖國的笑容這樣美”。這首韻律悠揚、格調明亮的詩歌，曾經被詬病為無視災荒現實的“假大空”。而如果回到當時的歷史語境中，則會看到，這既是國內民生艱難的時期，也是國際形勢特別嚴峻的時期。新生的人民共和國一方面受到西方勢力的敵視，一方面要擺脫蘇聯控制求得自己獨立發展的空間。多年后，賀敬之在訪談中重申了當年在內外交困中創作這首詩的心態：“凡是愛護我們事業的人，在那個時候都要發出一點亮色。”面對事業中的挫折和困難，賀敬之此時的思考高度是“我們的部隊干部，我們的人民群眾，在這個時候應該有什么樣的一種精神狀態”。可以說，在這首詩歌中，詩人對社會主義事業的愛護、對自己民族未來的信心，激發出在愁云壓頂中“發出亮色”、在困難中給人鼓舞的創作目的。

縱觀賀敬之的政治抒情詩，選擇怎樣的道路、追求怎樣的人生，這一思考幾乎貫穿始終。而這里的“道路”和“人生”又不僅僅屬于某一個人，詩人始終嚴峻思考的，是整個民族的道路，是在創造未來的大歷史中，每一個歷史參與者、創造者的人生。因此，詩人一方面執著地表達自己對民族在歷史中選擇了正確道路的確定和自豪：“啊！/公民們！/同志們！/我們的生命/就是活在/這樣的時代！/我們的雙腳/就是踏在/這樣的道路上！”另一方面，賀敬之也一直在思考，中國革命走的是一條什么樣的道路，這條道路怎樣走下去。在《放聲歌唱》之前，賀敬之用陜北信天游體創作的《回延安》，就沉浸著這樣的追問和思考。中國共產黨從延安進入北京，意味著從革命政黨轉向執政黨，中國歷史從革命進入建設。在這樣的歷史轉折處，賀敬之重新唱響在延安學會的信天游，再提“東山的糜子西山的谷，肩膀上的紅旗手中的書”的歷程，這種回望中本身包含著從歷史中尋找未來道路方向的深沉思索。因此，“團支書領進社主任，當年的放羊娃如今長成人”的畫面，傳達出詩人對革命道路怎樣延續的回答。而最后“社會主義路上大踏步走，光榮的延河還要在前頭”的詩句，也就與詩人對民族、人民和歷史道路的嚴肅思考統一為一個整體。

歷盡憂患初心未改：

為勞動人民的未來而歌

1976年，中國歷史又一次走到了一個重要拐點。這一年，賀敬之和自己的國家共同結束了一段艱難的歲月，重新回到工作崗位上。此后，中國一步步走上改革開放的新征途，而賀敬之也經歷了在文化部、中宣部擔任重要領導的人生歲月。歸來的賀敬之已經年過半百，不再是寫《白毛女》時的天才少年，亦不再是面對新中國放聲歌唱時意氣風發的青年詩人。加上被繁重的行政工作占用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這一時期賀敬之鮮有此前那樣氣勢磅礴、體量浩繁的詩歌問世。然而，新時期的賀敬之找到了與自己這一時期的思考與情感更貼合的詩歌形式。從1976年開始，他以新古體詩為載體，創作了大量的作品。較之早年的激情澎湃、汪洋恣肆，這些新古體詩凝練、厚重，其思想和藝術經歷歲月的洗磨，沉淀著時間的味道；亦不失明朗、率真，留存著詩人一生為勞動人民而歌的赤子之心。

1976年，賀敬之解除監督勞動歸來，得飲家鄉蘭陵美酒，寫下《飲蘭陵酒》，這是他新時期寫的第一首新古體詩。詩歌用“崎嶇憶蜀道，風濤說夜郎”表達了詩人對自己與國家民族共同經歷的坎坷波折的感慨；卻更用“時殊酒味似，慷慨賦新章”作結，在這個國家正在發生重要轉折的歷史關頭，詩人對未來懷抱著堅定的信心，這是詩人自少年時代就已樹立的信念，歲月與苦難都不能消磨。

此后，中國開始探索社會主義國家改革開放的道路，這是前人從未走過、沒有任何現成經驗可以模仿的道路。賀敬之在很長一段時間，作為黨在文化部門的高級領導，與自己的國家、人民一起不斷經歷著困惑與考驗。尤其新時期的思想文化工作，較之過去，問題更為尖銳，局面更為復雜。而在千頭萬緒、眾聲喧嘩中，賀敬之用自己的新古體詩，既熱烈地表達了對改革開放新征程的贊美，對改革開放所打開的勞動人民未來的美好憧憬；也不斷抒發著自己從未改變的初心，對中國革命、中國人民從不動搖的信仰。

1980年代，他的足跡踏遍了各個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在珠江與香港之間的桂山島，他逸興橫飛，寫下“情蘸南海如潑墨，寫我百年兩騰飛”；訪問珠海市，他寫下“訪此更解春風意，心花宜地處處栽”，用詩句展現在改革中煥發生機的南國新貌。回到故鄉山東，看到黃島開發區在改革時代煥發出的生命力，賀敬之為之寫下“開懷善納五洋水，炯目長龍善澄污”，贊美開放的中國既敢于海納百川又懂得理性辨析的胸懷與智慧。而在嶗山，他為在抗洪中犧牲的新時代海軍英雄寫下“神州生氣終可賴，思飛瀑洪熱淚傾”的贊歌。站在家鄉萬象更新的土地上，他既寫下“誰使‘齊魯青未了’，江山代有新人來”的詩句，表達了自己對社會主義事業必能一代代傳承的樂觀信心，也寫下了“居庸豈庸居，老驥洗征塵”的豪邁詩句，表達自己并不以年長而懈怠、仍要努力奮進的雄心。

在表達對改革開放的堅定信心的同時，賀敬之也反復吟誦自己對信仰的堅定信念。在他看來，20世紀上半葉，黨領導人民站起來，實現民族獨立和社會解放；今天，黨領導人民富起來，實現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這是中國在20世紀一段完整而偉大的歷史征程。作為少年時代即投身國家獨立、民族解放事業的革命者，作為為勞動人民的解放和富強放聲歌唱了數十年的歌者，賀敬之從未在錯綜復雜的現實環境中迷失過自己的信仰。站在朱德同志墓前，他深情吟誦“血火風雨革命路，喜看新人身后來”，表達革命一定會代代延續的信念；在延邊大學，他感慨“老人節憶少年日，恍見延安鳳凰山”，他從未忘懷、魂牽夢縈的，不只是一段少年時光，更是在這少年時代就選擇的信仰、堅持的道路。

1993年，賀敬之重回川北。這是他少年時離家求學所來過的地方。當年，他正是在這里出發奔赴延安，選擇了自己一生未改的人生道路。再歸來恰逢69歲生日，見到寺廟中的轉輪藏，年近古稀的詩人感慨萬千，寫下這樣一首詩：“三生石上笑挺身，又逢生日說轉輪。百世千劫仍是我，赤心赤旗赤縣民。”這是他一生未變、未悔的選擇與堅持，也是他堅定相信國家和人民通向未來的方向。

2003年，距離少年賀敬之奔赴延安過去了63年；距離毛澤東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過去了61年；距離賀敬之離開文化部代部長職務過去了11年。這一年，賀敬之接受了一次訪談。當被問及他對自己一生經歷的榮辱升沉的感受，賀敬之回答：“從沒想過會改變初衷，更不用說去向什么人‘懺悔’了。”這個回答呼應著他在1986年重游桂林七星巖寫下的“千書無悔字，萬里心可剖”，也呼應著我們這個民族在這一個世紀中所經歷的一切挫折與奮斗、光榮與夢想。

2024年，賀敬之老人已經年滿百歲。一百年的時光，在漫長的人類歷史中不算很久。然而，卻是一個國家從神州陸沉、危亡災荒走向強大與繁榮的時間，也是一個詩人從嬰兒變成雖須眉皆白卻仍精神矍鑠的老人的時間。無論時代怎樣斗轉星移，歷史如何滄桑沉浮，那個，以及那些一生為勞動人民放聲歌唱的歌者，他們和他們所歌唱的歷史、時代，必將被人民永遠銘記。

作者：中國藝術研究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所 盧燕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