飄向鄉村的“蒲公英”：一所農民工子弟中學19年的教育夢

蒲公英中學是一所非常特別的學校。它是北京第一所，也是至今唯一一所面對流動兒童的公益性、非營利性中學。

3000多名隨父母進城的農村孩子入校時，只有小學三、四年級課業水平，不少孩子“26個英文字母認不全、100以內加減法算不明白”。但到三年過去的中考，每屆畢業生平均總分及格率能從入學時的16%提高到90%以上。這所學校的建設、運營經費70%以上源于社會捐助。正是得益于這些社會愛心力量，學校為所有學生家庭提供了超過70%的生均支出減免，無一人因為經濟原因失學。

自2005年建校以來，每到夏天，蒲公英中學都會舉辦主題豐富的夏令營，所有學生都能免費參與。

誕生于“打工子弟”學校建校高峰期的蒲公英中學，也見證過北京多輪“打工子弟”學校關停潮。自2005年建校以來，19年過去，蒲公英中學身上的標簽和辦學宗旨并未發生大的變化。它依舊在為那些難以進入公辦學校的流動兒童提供優質教育。

這是一個龐大的群體。據統計，中國受人口流動影響的兒童（流動人口子女）達1.38億，占中國兒童人口的46.4%。其中有7109萬是流動兒童，剩下的則是留守兒童。蒲公英的老師很早就意識到，流動和留守是同一個問題的一體兩面。一個學生隨家人流動到北京，也可能因家人綜合生存壓力和高考升學考慮，提早被送回農村老家留守。

如今，十幾年的教育經驗積攢成底氣，這群致力于“教育公平與優質教育合一”的理想主義者們，開始將希望的目光投向了更廣袤的鄉村。

不放棄奔跑

“定位顯示已經到了？”剛來北京不久的網約車司機露出疑惑。蒲公英中學的東門就藏在剛剛經過的一面鐵皮“墻”的凹陷處，一不留神就走過了。這個位于北京大興區南四環老三余村的新校址，蒲公英已經用了6年。

2006年始，藝術家葉蕾蕾帶領師生用藝術共創的方式改造了校門、教學樓等地，讓蒲公英老校區從一個舊工廠搖身一變為色彩斑斕的校園。

“學校從來不寬裕，每個時期，錢都得用在刀刃上。”出來迎接的蒲公英中學教師李春宴說，目前東墻建設還在籌措資金。最高溫度直逼四十攝氏度的夏天，這里的宿舍和教室還未安裝空調。校園里隨處可見手工制作的標識，紅色的顏料，工整的小楷寫著“儲物棚”“自行車存放處”“愛護花草人人有責”等。

這個并不精致的新校區也來之不易。2017年，由于北京市統一城市規劃，租用的老校區面臨拆遷，建設中的新校區一度因為資金不足被迫停工。當時創校校長鄭洪頻繁出現在媒體報道中，在各界愛心人士奔走支持下，新校區于2018年正式啟用。

回顧19年建校史，這樣的“辦學危機”還有不少。首先是辦學資質的取得。

辦學校的念頭來得很單純。鄭洪在美國工作生活了多年，對公益慈善文化深感興趣。49歲那年，她去哈佛大學攻讀了公共管理學碩士，專門研究非營利組織。時值北京籌辦奧運會，城市建設如火如荼，大量農民工涌入首都。農民工子女的教育成了當時頗受關注的現實問題。

據北京市教委的統計數據，蒲公英籌建的2005—2006年間，北京市有近40萬農民工子女。對應這些家庭的教育需求，北京出現了約350所民辦農民工子弟學校。

不過鄭洪調查發現，這些學校以小學為主，且因為硬性標準達不到，它們中的絕大多數都沒有取得辦學許可證，而建設投入更大的中學更是沒幾人愿意做。按照有關規定，民辦學校的設置標準須參照同級同類公辦學校的設置標準執行。例如，體育場地應當滿足200米（或以上）環形跑道和100米直跑道，以及籃排球場地、器械場地所需用地。

鄭洪想要填補這塊空白。2005年春季，鄭洪牽頭和一批知識女性募捐集資，在北京南五環，大興區西紅門鎮壽寶莊，租下了一個廢棄的開關廠廠房用于辦學。在各方努力下，2006年1月，大興區教委下發《關于同意成立北京市大興區蒲公英中學的批復》，鄭洪如愿拿到了辦學許可證。

之所以起名叫“蒲公英”，是因為鄭洪覺得它仿佛是流動兒童的寫照。這些孩子就像蒲公英，跟隨父母四海為家，但生命力頑強，在哪里都能落地生根。

評價學校教育的成果，社會的評價標準非常簡單直接。除了學業成績提高幅度大，進入高中的學生比例高，蒲公英的社會知名度還來源于一些典型：學校3000多名畢業生里，有22個孩子獲得全額獎學金進入世界一流大學深造。其中，曾經廣受媒體關注的一件事是，2019年，蒲公英畢業生段孟宇拿到了哈佛大學的研究生錄取通知書。

除了創校校長鄭洪，段孟宇是蒲公英接受媒體采訪最多的人。“名校”“逆襲”“反哺”，她身上有多個難得的故事元素。這個來自河南周口農村曾經的流動兒童，從蒲公英畢業后本打算在北京讀職業高中，在學校和愛心力量的支持下，一路讀到了哈佛大學教育管理研究生，等到留學歸來她選擇回母校任教。

一所民辦農民工子弟學校的校長曾對鄭洪說：“我們辦學就是讓這些流動兒童不失學，能讀上書就很好了。”鄭洪并不完全贊同，她不僅想讓孩子有書讀，更希望他們接受優質教育，學會做人的道理，自信而快樂地融入這座城市。

讓學生參加體育比賽也是建校初期鄭洪堅持的事。即便這群初中前甚至沒上過幾節正經體育課的孩子，很難在傳統體育賽事中取得好成績。學校重視體育，是希望學生感受到運動的樂趣，發現自己的優勢、戰勝自我。

李威最近一次哭是跟蒲公英中學體育老師李桐視頻通話時。當時他剛跑完一場北京市大興區中學生3000米田徑比賽。11分59秒是他個人最好成績，不過在30多名參賽選手中，他的名次排在下游。賽程剛過半，李威的嗓子開始喉嚨腫脹充血，看著身邊的學生一個個超過自己，腦子里閃過放棄的念頭，最后他“靠著意志力”沖向終點。

李威哭并不是因為成績不好，而是聽到教練李桐的一番安慰。李桐回憶，李威剛入校時臉比現在圓一圈，現在能站在比賽場上，早就超越了過去的他。李桐讓他明白，他能跟那些更早接觸長跑專業訓練的北京孩子站在同一起跑線，跑得還比之前快，應該感到自豪。發現差距，要學會總結經驗教訓，爭取下次再有提高。

李桐還希望他，未來即使面對強大得多的對手，也能像今天這樣，不放棄奔跑。

不完美的老師和學生

每當被問到“你遇到的最大困難是什么”，鄭洪都會坦言是團隊建設。她用文字總結過剛開始留不住老師的原因：“困難概括起來有三條：一是教學難度大。二是物質條件艱苦。三是工作質量要求高，但工資不高。”

跟隨父母不斷流動的學生，有的學業屢屢中斷，大多數學生學業基礎比城市同齡人滯后2～3年。學生的基礎差不是讓老師們最鬧心的。剛開學的時候，幾乎每天都有突發事件發生，打架的、鬧事的、出走的。有個班級被稱為“大鬧天宮班”，曾經在一個月內氣走了三位班主任。

硬件條件也簡陋。學校使用的第一張辦公桌，桌面塌了一個直徑近半尺的坑。在開始的幾年里，學校冬天沒有暖氣，夏天沒有電扇，更不用說空調。搬運物品、砌墻抹地這樣的活兒，很多都是由教職員工自己做。比如，墩布是女老師用廢衣服拆了自己綁的。“這樣的硬件環境對于前來應聘的教師而言，是遠低于他們的期望值的。”鄭洪說。在學校的長期努力下，教師隊伍才逐漸穩定下來。

這些故事也讓一些鄉村校長覺得似曾相識。事實上，怎么留住年輕教師、加強教師隊伍建設，也是前來學習參觀的鄉村校長問得最多也頗為好奇的話題。

段孟宇了解到，在一些農村地區，年輕教師“身在曹營心在漢”“留不住、教不好”問題依舊突出。專業發展受限、上升空間小、職稱評聘困難、缺失有利的校園文化氛圍、子女教育等問題是部分教師產生職業倦怠甚至離開的重要原因。而這些困難都在蒲公英建校早期或多或少遇到過。

正式擔任蒲公英教師的這三年，段孟宇既教歷史課，還擔任學校教育研究中心主任，負責全校教師培訓工作，實踐著大學所學的教學管理專業知識。

“從一開始，學校就把支持教師放在和關愛學生同等重要的位置。”段孟宇認為，對學校來說，除了改善物質條件，想要留住老師，就得幫助老師成長和營造良好校園文化氛圍。

多位蒲公英老教師表示，選擇留下的原因是，學校提供了豐富的學習資源、自主的教學空間和融洽純粹的教學氛圍。蒲公英嘗試過各種方法來提升老師的素質教育。一些捐助方和國內外教育專家開展了多次無償培訓。每周學校都會召開教師研討會，全體教師一起分享、討論和解決教學中的種種問題。

今年新學期初始的教師大會上，段孟宇專門組織了一次關于教育初心和教育精神的互動活動。不少老師對畫一條自己的“人生長河”印象深刻。段孟宇讓老師們回想自己成長過程中影響過自己的老師，以及作為老師經歷的難忘瞬間、印象深刻的學生等，接著把這些重要的人和事寫在“河流”里。

每個人的人生都是一條河流，或直或彎，或寬或窄，或高或低，正是那些重要的人和事改變著河流的形狀和走向。段孟宇相信，在這個過程中，老師們自然而然就會思考學校的辦學初心、希望培養什么樣的人，以及為了要培養出這樣的學生，自己想做怎樣的老師。類似教師隊伍建設的方法也是段孟宇想要分享給鄉村校長的。

蒲公英有不少堅持了多年的方法，家訪就是其中一個。每到開學，蒲公英所有老師都會參與地毯式家訪。了解學生身處的家庭環境，能幫助老師更好地理解他們。張均輝就是在家訪中對學生身上的“流動”屬性有了新認識。家訪的地點一直在變。由于房租或者其他原因，有些學生跟著父母頻繁搬家，有的這個月租住在城南，下個月就去了城北。家訪的路常常要倒多班地鐵公交，穿越大半個北京城，才能找到他們租來的“家”。

而家訪中的所見所聞，常常會顛覆一些老師原有的認知。家訪經歷中，一個女孩讓張均輝感慨頗深。在他印象里，女孩平時穿著干凈，在班上表現文靜而且很懂禮貌。他說他原以為這樣家教好的孩子應該不會長在“困境”家庭。直到家訪時，發現她父母早已離異。現在她和媽媽租住在一個“類似于工棚一樣”的房子里。從房子外窄得只夠一人通行的折疊式樓梯上去，有多個不到十平方米的房間，女孩和媽媽就住在其中一間。房間雖小，但是收拾得井井有條。

“感覺她是沙漠中的仙人掌，在非常頑強地生存，很打動我。”張均輝說。這也提醒著他，在對待學生時不要被刻板印象影響。一年又一年，許多老師將家訪當成自我教育的機會。

澆花的水壺得先灌滿水

近些年，隨著蒲公英中學社會聲譽不斷上升，走進學校參觀考察的人越來越多，其中包括多位鄉村校長。有位鄉村中學校長在聽完蒲公英建校故事后對段孟宇說：“感覺你們學校有濃濃的鄉土氣息。”段孟宇覺得，或許正是因為這些真實的艱難辦校故事，讓同樣克服重重困境堅守鄉村校園的老師們感到親切。

這兩年蒲公英中學與鄉村教師和學校的交集越來越多，一開始是舉辦短期的鄉村校長和教師研修坊，后來他們開始走訪更多鄉村學校，通過公益項目長期支持多個地區鄉村教師發展。當他們走進鄉野，面對農村校長、教師一個個具體的困惑，這些同樣來自農村的老師們猛然發現，自己和鄉村是這么近。一些問題，蒲公英曾經或多或少遇到過、解決過。他們也決心梳理沉淀更多教育理念和方法，分享給更多需要幫助的鄉村學校。

2021年起，段孟宇與學校幾位心理和社工老師組成團隊，研發了一套心理健康教育研修課程，并發起心理健康教育鄉村教師支持項目，用以幫助鄉村學校開展日常心理健康教育，培養學生健全的人格和積極心理品質。

其實，蒲公英建校之初就設置了心理輔導員。鄭洪敏銳發現不少學生剛入校時不僅學習基礎差，普遍敏感，容易自卑。當老師特意布置了一道簡單習題，不自信的孩子還沒怎么讀題，就低頭表示“老師我肯定不會做”。只有讓學生更加積極和自信，才能更好向上成長。

來到蒲公英之前，楊葳就做著教育咨詢相關工作，接診過不少存在心理問題的孩子。她發現，與農村孩子不同，城市小孩的心理問題大都源于“卷”，不少家長心態失衡，過于“望子成龍”“望女成鳳”，導致孩子心理壓力大。而農村孩子的心理問題往往與家庭和學校教育缺位有關。

近些年，國家對兒童心理健康教育高度重視。2021年7月，教育部辦公廳印發《關于加強學生心理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每所中小學至少要配備一名專職心理健康教育教師。但這一政策落實過程中城鄉差距明顯。不論是心理健康工作內容的豐富程度，擁有專兼職心理教師的數量，還是設置了心理輔導室的學校數量等，鄉村學校都遠遠落后于城市學校。

“25.2%，29.6%。”蒲公英中學教師張均輝在湖南長沙的研修坊上，展示了兩個意味深長的數據。根據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國民心理健康評估發展中心于2021年發布的《鄉村兒童心理健康調查報告》：25.2%的鄉村兒童存在抑郁風險，高于全國普通人群，而值得注意的是，鄉村教師的心理健康抑郁的檢出率為29.6%，甚至高于鄉村兒童。

現場100多位鄉村教師盯著PPT，有的深吸一口氣，有的頻頻點頭想要開口說些什么。話筒交到一位鄉村教師手上。“不知道的人都說當老師多好，有寒暑假，但是我基本上沒時間陪自己的孩子。”因師資配置緊缺與鄉村學校非教學性職責擴展的沖突，鄉村教師承擔著大量的教學和非教學性工作。不少鄉村教師無暇顧及家庭，工作與生活間的矛盾沖突更容易引發他們消極的情緒。

“人們常說，祖國的花朵離不開老師辛勤澆水。不過很少人意識到，水壺也需要不斷添水。只有水壺里裝了足夠多的水才能澆灌更多的花。”張均輝說，他們希望幫助老師構建積極自我，管理情緒，在緩解自身心理壓力的同時更多地用成長性思維、理念和工作方法對待學生。

讀拼音和聞桂花

不過隨著他們走進更偏遠、資源更少的鄉村學校，卻發現那里的學生和老師迫切需要的遠不止心理健康教育。

在蒲公英中學心理老師楊葳原有認知里，全校大會是個嚴肅場合，校領導在臺上講話，學生安靜地在臺下聽。但9月中旬，當她和張均輝來到貴州畢節威寧彝族回族苗族自治縣一所彝族村小，他們卻發現同樣是全校大會，這里的學生有的滿操場跑，有的在大樹下三五成群地站或坐著，秩序管理十分松散。

那里的課堂也讓楊葳覺得“神奇”。一堂小學六年級的數學課上，老師沒有叫一個學生回答問題，也沒有寫一個字的板書，遇到練習題就讓全班齊聲誦讀。松散的校園秩序，全程零互動的教學課堂都讓楊葳難以想象。

楊葳對比起前不久在蒲公英旁聽的一節語文課。課上講解的是一篇名為《桂花雨》的課文。為讓學生們“身臨其境”，沉浸在作者描述的桂花之美和意境里，語文老師李夢玲帶了一株半開的桂花養在教室，讓孩子們觀察桂花含苞待放和盛開的過程。同時她還把桂花茶和桂花糕帶到了課堂。楊葳觀察到，她的課堂一直在用問題引領學生，讓孩子們思考和表達。

但是同樣的課文，威寧的這所村小的語文課還停留在老師帶學生認拼音的階段。威寧一名教育主管部門的工作人員告訴楊葳，一些政府和民間公益組織陸續來幫扶過這所小學，除了棉被、書本等生活和教學物資，他們迫切需要實操性強的“示范課”，以教會這些村小的老師課應該如何上。

楊葳意識到，開展心理健康教育需要學校的教學和管理水平達到基準線。根據項目計劃，蒲公英中學的老師要在接下來的一年里為這所小學提供支持。按以往經驗，他們原本設想在學校心理健康教育上下功夫，一番實地走訪后，他們決定同步支持當地老師教學能力和校園管理。

威寧那所村小的情況和蒲公英早期辦學時很像。剛開始，蒲公英招聘的老師中也有不少缺乏教學經驗的老師。做教案、聽評課、備課等基本技能都還不甚熟練。隨著經驗積累，老師們才逐漸掌握“差異教學、合作學習、問題驅動教學法”等優質教育倡導的方法。

正是因為經歷過類似的學情和教學困難，蒲公英的老師對支持鄉村學校有了底氣和信心。楊葳設想未來學校會梳理一批能直接遷移的教案和教學方法，并派一批蒲公英老師進校上示范課。

在蒲公英老師們的設想中，他們想帶給鄉村學校的，不僅是狹義的心理健康教育或是學科教育，而是包含美育、運動、親近自然在內全面發展的教育模式。在這一模式下，不少課程需要老師“跨界”合作完成，對老師的個體素質提出了更高要求。而在一些鄉村學校，音樂、體育、美術老師配備是不足的，相關課時量也不夠。這給開展更為豐富的素質教育帶來了基礎性的困難。

張均輝還在蒲公英負責職業啟蒙課。不少蒲公英的孩子初中畢業會進入職業院校，這些十五六歲的農村孩子，在專業選擇上和職業規劃上，很容易因為無知陷入迷茫。張均輝想起班上一個女孩的故事。女孩原本成績就不算好，到了初三更是提不起勁學習，上課就在看小說。當時女孩迷上了《法醫秦明》系列小說，于是萌發了當法醫的想法。張均輝跟她聊完才發現，天真的女孩以為職業學校就有法醫專業，于是認為自己不用再努力學習，畢業也能考上相關專業。

張均輝了解緣由后，帶著女孩一起在辦公室電腦上查資料，讓女孩明白，原來沒有一個職業學校有與法醫有關的專業，甚至連和醫生直接相關的都沒有。女孩終于意識到當法醫需要在成績上再努力一些。女孩很快在學習上開始端正態度，最后如愿考上了高中，離她的法醫夢想近了一步。每次想起這件事都讓張均輝覺得很欣慰。學生擁有基本的職業概念，能幫助他們樹立理想，建立目標感。

“其實鄉村孩子可能更需要職業啟蒙教育，但是這對老師和社會資源的要求太高了。”張均輝說，他暫時難以想象鄉村學校開展和蒲公英一樣的職業啟蒙教育。除了每學期的固定課程，蒲公英會帶學生前往企業參訪，有AI畫師現身講解工作要求，也有一線廠工聊流水線上的生活。

誠然，有些差距短時間內難以彌補的，特別是在教育的軟件資源方面。依靠著多年累積的社會聲譽和背靠北京這個全國政治文化經濟中心城市，在各方面的幫助下，如今的蒲公英在許多方面并不比北京的公立中學差。一樓教室走廊上張貼著豐富多彩的課外活動和幾十個師生研究性學習小組的話題；他們請來的志愿者除了國際和國內一流大學的學生，還有各行各業的專家和精英。

而在蒲公英中學老師們看來，方法可以教，資源可以靠外部注入，真正的關鍵在于如何激活老師的內生動力。楊葳覺得，能長期留在蒲公英的老師都對教育有一份純粹的熱情。他們愿意不斷吸收新知識，并把學到的方法創新應用于課堂。但楊葳在過去幾年的走訪中，也會碰到一些鄉村老師把培訓和參加研修坊當作一種負擔，有些老師缺乏職業意義感和幸福感。

這個問題他們還在探索。“讓孩子接受教育是永遠錯不了的，而且不管最后我們能做到什么程度，做一定比不做好。”19年前鄭洪就這樣想。

（文中李威為化名）

作者：農民日報·中國農網記者 歐陽靖雯